人们，切不可大意啊！

椰影婆娑，浪逐白沙，美丽的海南安宁而富有南国风韵。

然而，在这份安宁背后，境外情报机构悄悄伸展触角，以拉拢、收买我内部工作人员的方式进行情报刺探、搜集活动。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助理调研员席世国，就是被境外情报机构看中，并被收买而走向堕落的。

自1996年7月首次作案至1997年3月案发，席世国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利用省政府某些部门保密工作和内部管理存在的漏洞，获取近百份秘密文件和内部材料，提供给境外间谍分子，从中获得美元4300元、台币14万元、人民币6600元情报酬金及其他酬物。他的行为，给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极大危害，影响十分恶劣。

国家安全机关侦破这起窃密案，席世国被以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时，寻着席世国走向罪恶深渊的一步步脚印，不难发现有许多值得警醒和思考的问题。

抵制不住拉拢腐蚀，席世国从一名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堕落为替境外情报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分子

现年45岁的席世国1972年参军，从战士到排长、副连长、正连职参谋，1976年入党，在自卫反击战中负伤立功。炮火中没有惧色的席世国，面对境外情报机构金钱物质利诱却完全丧失原则立场，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96年6月，席世国结识了自称做汽车配件生意的境外间谍分子熊某。此后，两人便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一周见面二三次，熊某不是请席世国吃饭，就是桑拿、按摩，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一天晚上，熊某请席世国吃饭时，试探道：“我那边有很多朋友想来海南寻找项目投资，但是他们对你们的政策不太了解，不知道有哪些优惠条件。为了吸引他们投资，中央或省政府的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文件能不能让我看一看？”他还谎称其舅在境外开设一家高科技公司，希望请席世国参加“公司”，为“公司”提供政策咨询。实际上，所谓的“公司”就是境外情报机构。对于加入“公司”，席世国未置可否，但对于“看看文件”要求，席世国却答应“去找一找”。

7月30日黄昏，熊某走进席世国的办公室。此时已是下班以后，室内没有其他人。席世国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叠文件，熊某从中挑选10余份有关经济、税收、灾情、警备区预备役等内容的秘密文件，席世国在办公室将这些文件复印后，将复印件交给了熊某。

如此轻易、顺利，不禁使熊某欣喜万分。他回到住处，得意地在当天的日历上写了一个醒目的“成”字。第二天，他便带着“成果”飞往境外。一个月后，熊某飞回海口，带来影碟机、电话机，以及美元800元，作为给席世国首次“合作”的回报。以后每次都是熊某将情报带往境外，然后带回酬金交给席世国。10月，席世国两次在办公室内向熊某提供中共中央、国务院、海南省政府有关秘密文件，熊某经挑选用相机拍摄了90张照片。这时候，席世国有了情报机构给他起的化名：莫言。

对于席世国的表现，境外情报机构表示满意，认为他“工作能力很强”，想面谈进一步“合作”事宜。按照境外情报机构的安排，席世国向单位谎称在河南老家的母亲病重，骗得15天假期，于1996年10月14日由情报机构出钱参加了旅游公司组织的旅行团，经香港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天后，他在泰国曼谷一家饭店内，同境外情报机构头目“杨总”、“李总”见面。这两人自称是熊某舅舅的公司人员。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其间，情报机构向席世国布置了任务，要求他提供更高密级的文件，同时还交待了联系方式。

从新、马、泰回来以后，席世国更加卖力地为境外情报机构效劳。1996年11月至1997年1月，席世国多次从办公室拿出许多秘密文件，由熊某用相机拍摄了396张照片，悉数带往境外。1997年春节后，熊某从境外回到海口，交给席世国的除了厚厚一叠酬金外，还有一封“杨总”的信。这个情报机构头目在信中勉励席世国“不能自满，尚须同心合力持续创新，精益求精，将产品生产推致更高档，更新颖，独一无二，以垄断市场独家经营”，用暗语要求席世国继续提供更高质量的情报。同时，为了方便席世国和熊某的工作，情报机构还提供了一笔购车款，他们用这笔钱各自买了一辆轿车。

接获指示后，席世国于1997年3月初将国务院等6份秘密文件，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年度工作总结的绝密级文件，交给熊某带回其住所拍照。

正当席世国和熊某为窃得绝密级文件而自鸣得意的时候，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根据掌握的线索，于1997年3月一举破获这起由境外和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相勾结的窃密案，将席世国、熊某逮捕归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席世国住处查获其私藏的40余份各类秘密文件和内部资料，在熊某住处查获他尚未带往境外所拍摄的文件底片76张，其中就有那份绝密级文件的底片。

讲金钱不讲政治，讲享受不讲奉献，讲关系不讲敌情，席世国成为境外情报机构重点发展对象，被拉入罪恶的泥潭

落入法网的席世国，开始反思自己蜕化变质的原因。在一份材料上，他写道：“究其原因，关键是在新的形势下不注重政治学习，忽视世界观的改造，被金钱和物质所迷惑，遇事不讲党性原则，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政治上、经济上腐败，给敌人有机可乘，充当了敌人的帮凶。”

“忽略世界观的改造，被金钱和物质所迷惑”，这正是席世国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在同事眼中，席世国自私自利，讲求享受，组织纪律性差。上班，他对工作敷衍了事，处理自己的私事；下班，饭店、歌厅、洗浴中心四处应酬，拉关系。案发后，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人事处对席世国的评价是：散漫，经常迟到早退，工作态度不认真，个人事情影响正常工作。正是这些毛病，让境外情报机构“相中”了他。

通过几次接触，熊某便发现席世国喜欢拉关系，好色，花销多，对钱的欲望特别强烈。于是，他把席世国个人爱好等情况向上司报告，认为席世国“贪财好色，私心重，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境外情报机构如获至宝，立即指令熊某重点发展席世国。

面对利诱，席世国不是完全没有掂量过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的严重后果，但是，熏心的利欲最终还是驱使他紧紧咬上情报机构放下的钓饵。熊某拉拢他参加“公司”时，他最关心的是“公司”待遇如何，熊某告诉他：“你一进‘公司’就是中层职员，月薪相当于人民币5000元。”席世国尽管怀疑“公司”背景复杂，这时不免开始心动了，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狡猾的熊某趁席世国搬家机会，塞给他一个装有人民币6600元的红包，说是“公司”祝他乔迁之喜。听到的和到手的数字，使席世国在1996年9月按照参加“公司”的要求，写了一份简历交由熊某带往境外。

在为境外情报机构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时，席世国紧张、害怕过，但钱是最好的“镇静剂”，也是最有效的“兴奋剂”。在曼谷，情报机构头目“杨总”要求他弄些密级高的文件，他心事重重地说：“这是政治问题，搞不好，我一辈子就完了。”熟知他弱点的“杨总”，随即开出一串条件：“你弄到文件的密级越高，你的奖金就越高”，“每年安排一次出国旅游，地点由你定，费用由公司出”，“如果配合得好，年底送你一辆小轿车”等。很快，对金钱物质的渴望便淹没掉心头的紧张与惶恐，席世国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不能自拔。

诡计多端的席世国，自以为考虑缜密，犯罪活动不易被察觉。当情报机构要他写简历作为参加“公司”之用，他为了不留笔迹，让熊某抄写；当情报机构要求他以旅游名义赴境外见面时，他到旅游公司办理手续不敢留真实身份，并向单位撒谎骗假；当情报机构要他提供密级更高的文件时，他答应后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你们不管对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些文件是从我这里来的”。

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归案后，席世国仍然抱着侥幸心理，编造谎言，避重就轻，说他“只是为赚点钱，搞点报纸上公开登过的材料”，还企图掩盖在曼谷与情报机构头目见面一事。“杨总”写给他的那封信，是证明他和情报机构联系的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对此他讳莫如深。审讯时，他说信已被他撕掉了。可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他办公室铁皮柜报纸夹层内发现了这封信。当审讯人员出示这封信时，他见事已败露，捶胸顿足，丑态百出。

窃密活动发生在省政府办公楼内，这不能不说我们思想上的麻痹、保密观念的淡漠和管理上的漏洞让敌人钻了空子

照理说，省政府办公厅从一般工作职责到具体工作制度，从“三密”文件收送、阅读、使用和管理到文件资料的复印，从文件材料归档到文件档案阅览，方方面面的规定不可谓不细，不周到。席世国所在的办公厅三处，也另有专人负责收文登记、文件资料整理存档工作。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大部分都停留在纸上。三处的文件柜基本上不锁，随开随取，席世国多次从这个文件柜里拿出文件复印，或者任由熊某挑选拍照。那份有关海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年度工作总结的绝密级文件，则随意摆放在秘书处的办公桌上，席世国将文件复印带走，自始至终办公室内没有其他人。案发后，有关部门检查发现，省政府办公厅一些处室的文件保密管理混乱，包括这份绝密级文件在内的一些秘密文件，没有按规定限期收回，造成文件管理的严重失控。

省政府总值班室是中枢要害之地，然而，席世国利用在总值班室值班期间，多次带熊某进出总值班室。相当一个时期内，省政府办公厅没有指定专人负责检查总值班室每天值班情况，对长途电话、传真机的使用放任自流。那里的国际长途电话和传真机竟成了席世国、熊某同境外情报机构通讯联络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自1996年9月至1997年2月，席世国和熊某用总值班室的电话同境外通话、传真多达96次，一次通话时间最长的为15分钟。熊某被捕后供称：“我如果去那里（指总值班室）十次，就有八次打（国际长途）电话。”

很难想象，熊某竟然有贴着他本人照片、编号为11205的省政府机关出入证，省委、省政府大院的车辆通行证，凭着这些证件他可以自由进出省政府办公楼。这些证件都是席世国从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处搞来的真实有效证件。

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人们往往容易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熊某多次在上班时间到席世国的办公室，席世国周围一些人也知道熊某是境外人员。席世国月薪1000余元，却开着一辆日本产轿车。对于这些，没有一个人引起注意或者警觉，更没有人向保卫部门或安全部门反映。总值班室国际长途电话费用陡增，有关负责人没有去细查缘由，只是在电话机旁贴了一张“要立即刹住私打国际长途电话歪风”的告示，理由是“鉴于总值班室电话费特别是国际长途电话费很高”。

这种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的思维，同样表现在海南省旅游总公司海外部和中国旅游服务公司海南公司某些人的头脑中。1996年10月，席世国为到境外与情报机构头目见面，参加由海南省旅游总公司海外部组织的出国旅游团，他填写的出国旅游申请表既乱又不规范，诸如单位、籍贯、出生地、政治面目等项内容均未填写。为了多争取客源多创收，在不了解席世国的情况下，海南省旅游总公司海外部某职员为他随意重新填写出国旅游申请表，中国旅游服务公司海南公司总经理未作任何调查，便在申请表上申请人所在单位填写栏中作了“经调查，申请人所填以上内容属实，同意申请人出国旅游”的审批意见，并盖上公司印章，海南省旅游总公司副总经理在主管单位意见栏中写上“同意”二字。这样，席世国出国旅游申请走完了该走的程序，而应该给席世国作审批意见的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却被蒙在鼓里。

其实，席世国的手段并不高明。我们有关部门、单位如果真正按制度办事，席世国那些已经做了的事情就很难或者不可能做成。如果多些留意，多些警觉，多些思考，就不难发现席世国身上的疑点并深究出问题。海南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人事处也就不会在席世国被捕后出具的“席世国同志基本情况”材料中说“尚未发现其他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令人疑惑的是，席世国这样一个品德败坏、业务能力平庸、无组织无纪律的人，不仅从河南省信阳市调入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而且在短短3年时间内便被提升为副处级助理调研员。这一切得归功于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林克昌的“关照”。席世国通过和林克昌妻子同乡的关系，搭上林克昌这根线。林克昌一手把他认为“素质好”的席世国调进省政府，而且随着自己分管范围的调整而把席世国从信访办调到秘书处，再调到三处，一直把席世国放在他的庇荫下，并且不顾同志们的反对意见，坚持提拔席世国。

如今，围绕海南席世国窃密案展开的调查、处理、整改工作已陆续结束，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已亡羊补牢，采取实际措施堵塞漏洞，加强保密工作和内部管理。但是，保密与反窃密的斗争并不会停止，相反，伴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变得越来越激烈。